垃圾分类难，是素质还是制度问题？

垃圾分类难，以往，除了部门后续处理不够完善之外，居民素质的参差不齐也是关键原因。同一个小区居民，素质总不可能整齐划一，有人自觉去做了，有人却还是老一套，这样，哪怕进行分类的居民再多，也会被少数几家不分类的给搅和，到头来垃圾分类形同虚设。
窃以为，垃圾分类要做好，哪怕是推出试点小区，部门也别指望可以一步到位。因为素质差异永远存在。管理部门是否能够正视这种差异，采取自愿报名、自愿投放的方式先行开展。划分一个分类投放区，尽可能设置在管理视线内，以基层组织为单位进行指导、检查，对自觉将垃圾分类投放的家庭进行每月表彰，奖励洗衣粉、肥皂等生活用品，吸引更多精打细算的“马大嫂”们加入到这一行列。垃圾分类其实也是一个习惯问题，前期可能会不适应，但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想来也会习惯成自然。
也许，垃圾分类的效果就在于是谁影响谁，谁改变谁的问题，如果把当下普遍面临的“近墨者黑”变成“近朱者赤”，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。
要从制度入手
垃圾处理是一项系统化的民生工程，具有全局性、长期性、复杂性等特点，一些发达国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，将垃圾从产生的源头到消失的终端，都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。结合绍兴的实际，从制度入手无疑就是破解垃圾处理难题的有效途径。
现在，垃圾处理的框架结构已经搭建，接下来需要一整套更为详细、有效的制度体系加以细化和推进。在制度设计中要体现政府的主导性，更要强调广大市民、社会组织、资本市场等主体的参与性，以形成多元化的垃圾处理体系。这其中，市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前提。市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，在执行垃圾分类等公共政策的过程中，往往会对自己所投入的时间、金钱等成本与不执行此类政策所需承担的成本进行比较，如果后者越大于前者，那么市民就越可能执行公共政策。因此，在垃圾分类行为还是少数的背景下，以制度为激励和约束，提高市民垃圾分类的意识，是必然选择。朱峰
重视家庭和理念源头
垃圾分类难既非素质问题，也不是制度之困，而是路线和导向角度问题。
对照日本、瑞典一些垃圾分类先进国家，他们无不建立了完善的整套体系，从幼儿教育开始就让儿童树立垃圾分类、可回收再利用的意识，每天有固定时间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，从社会治理角度还将垃圾分类列为法定义务，未做到的将遭罚款处理。可见，他们是从家庭、理念源头开始抓起，再辅以社会管理。
客观而言，垃圾分类属于个体行为。若跳过认知程度和习惯基础去要求达到构想的社会治理目标，未免强人所难。
因此，垃圾分类要从家庭和理念的源头抓起。通过充分的预热后，辅之以恰当的鼓励措施，提升民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水平，鼓励民众的分类行为，给予民众垃圾分类的配套条件促使习惯养成，最后才能达到社会程度的认同，才有制定配套的惩戒法定基础，垃圾分类社会化才能顺利完成。

需坚守价值原点：纵观国内各地在垃圾分类处理上的探索，所遇到的难题大同小异：一是市民素质；二是制度设计；三是财政投入。其实更为重要的是，垃圾分类需坚守价值原点，这便是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。从这个角度观察，垃圾分类只是一种被动的事后处理，它应该服务和服从于主动的“减少垃圾”。
垃圾分类，无疑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掌舵者的作用。具体来看，政府需要树立两种意识，扮演好两个角色。一是打持久战的意识，这就要求政府在出台垃圾分类规定时，要有充分而详尽的准备，通过初期的试点进一步厘清关键环节和重点步骤，力求做到谋定而后动；二是要有超前意识，要跳出垃圾分类，引导市民认识到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比资源的循环利用更重要，从而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垃圾的产生量。至于两个角色，则是氛围营造者和规则制定和维护者的角色，前者有助于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，后者则要让市民能从垃圾分类中得到实惠和益处，从而让垃圾分类有“动力”。
“主持人：根据绍兴市区环卫专项规划（2014~2030年），今年起，垃圾分类收集工作将进入试点小区，并逐步在全市主要居住小区推广。事实上，垃圾分类早有提倡，市区街头垃圾箱就区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，还有如柯桥润泽大院这般的小区推行过垃圾分类投放，但均效果不佳。垃圾分类的环保意义众所周知，但为何分类如此之难？是素质之困还是制度之困？